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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介在带来便利与繁荣的同时，也暗藏风险和危机。一定程度上，新媒介技术的演变正推进着新媒介发展为一种宏观语境。在这样的语境中，“安全”不断进入各国的政策和媒体议程，作为安全问题中一个重要的类别，国家安全问题也在此语境中表现出了新的类型与特征。由于安全话语性质的凸显，国家安全问题在新媒介语境下不仅是一个兼具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问题，也是一个经由新媒介参与的话语过程和总体实践，交织发生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信息等总体国家安全层面，呈现出泛化、加速、杂糅的特征。这些问题背后涉及建构主义安全观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机制“安全化”，本文认为国家安全问题在新媒介构建的内外环境中经历了原生与诱发两种安全化触发过程，在此过程中各类交织的安全问题将不同的主体、多元的行动者整合到了新媒介的技术逻辑之下，形成了从主体间话语性到场域间风险性的影响机制。理论与现实地看，对总体国家安全问题的语境构成、类型特征、过程机制的理解，可以为整体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体系的构建提供一个总体的前因性参照。
熊澄宇，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资深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网络治理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7ZDA107）的研究成果。
自互联网发明以来，新媒介技术的演进与更迭进入到新的历史时期，交互性更强、更为可视化、时空感更加减弱的媒介技术形态不断涌现，AR/VR/MR、人机交互、实感技术、人工智能媒介等不断带领人类步入“万物皆媒”的时代（彭兰，2016）。同时伴随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的普及和渗透，沉浸与泛化的媒体化生存已然成为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事实”，新媒介技术业已广泛参与到社会环节的细部，重塑着生产的逻辑与社会的生态。在这样的语境中，新媒介的发展呈现出了技术的“杰纳斯脸”：一方面带来了便利和繁荣，赋权个体、赋能产业；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风险和危机。
作为当前普及率和渗透率最高的媒体技术，不断进化的新媒介也在遭遇“技术是善或是恶”的现实考量。“善”与“恶”的讨论一直伴随技术的产生。如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在《控制论》中所言：技术发展对善和恶都带来无限的可能性（维纳，1948/2018：130）。Kranzberg（1986）的“技术第一定律”则指出技术既不好也不坏，它也不中立。亦有学者认为媒体技术的发展不是中性的，而是带有深刻的意识形态属性，设计、接收和维持技术的人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聪明与愚蠢、倾向与既得利益必将体现在技术身上（Staudenmaier，1985：165）。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也曾指出媒介具有伤害社会（引发冲突和失序）以及社会有益的可能性（维持秩序和社会整合）（麦奎尔，1994/2006：122）。国内学者在关注媒体技术的负面属性时指出引发各类影响安全的负面事件是媒介的自发属性。媒介在传播的过程中，可能把现实中的风险扩大，造成了公众不必要的恐慌；没有客观及时全面地把风险或潜在风险传播给受众，使受众错过了规避风险的最佳时期，从而造成媒介失语（何镇飚，2008，2011）。还有学者指出，媒介已经成为的一个新战场，媒介为制造社会恐慌、进入社会议程和主导体制等目的的实现提供了条件（邵培仁，2007a，2007b）。甚至在传播学科领域中，议程设置理论、拟态环境理论、把关人理论、涵养理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等研究均与媒介引发的安全问题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联系（李舒东等，2013：14-17）。
如若说在传统媒体时期，媒介的负面属性还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在新媒介语境中，这种的负面属性经由庞大的用户数量、指数级的传播速率、全面即时的传播时空而不断扩大。伴随技术形态的演进、产业业态的革新，新媒介从单纯的技术载体发展为一种宏观的语境，它通过赋权和赋能机制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便利和繁荣。与此同时，新的语境空间里也滋生着问题和威胁，暗藏着风险和危机。新媒介所构筑的网络空间使得人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都摆脱了层级体制的限制（卡斯特尔，2004/2009：7-29），加速着人类传统社会的解构和重构（卡斯特尔，2000/2003：1-4），在这样的空间里滋生着网络安全、、数据泄露、个人隐私、假新闻、数字鸿沟、信息霸权等种种问题。
作为安全问题中最为重要的类别，新媒介语境使得国家安全问题中的非传统因素不断增加，安全治理的边界也不断拓展。这些为思考国家安全问题新的类型特征和过程机制提供了契机。自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政府部门、民间机构均加入到对新媒介语境下“安全问题”的关注之中，在这些议题的内部，战略抉择和外交角力不断增加，各行为体之间的博弈正在加剧（Ottaway，2001）。
新媒介构建了由网络、数据、用户、人际关系、生产形式等组成的虚拟时空，形成了人们日常实践的语境空间。并且，由于线上虚拟世界与现实物理世界高度拟合，新媒介语境中的国家安全问题也体现着相异于其他历史时期的特征。在新媒介语境中，引发世界范围内对国家安全问题的集中关注，肇始于2013年6月的“棱镜门”事件。自此，数据隐私、意识形态安全、网络主权、军事泄密等均被提升至各国国家议题的高度。
在国家安全研究视域下，国家安全问题的界定包含两种取向：一是以国家为中心、以军事—政治为核心的传统派；二是囊括了诸多非传统安全因素——经济、社会与环境等安全领域的扩展深化派（储昭根，2015）。产生于互联网等新媒介上的安全问题则混杂了上述两个层面。不同的学者尝试对互联网安全进行分类：如Jovan Kurbalija和Eduardo Gelbstein（2005：53）将行为类型（数据窃取、数据干涉、非法侵入、间谍软件和身份盗窃）、犯罪者类型（黑客、网络犯罪者、网络战士或网络）、目标类型（个人、私营企业和公共机构、关键基础设施、政府和军事设施）作为互联网语境下安全问题的三个标准。也有学者认为可以对新媒介语境下的安全威胁做如下分类：第一类，和隐私相关的威胁（电子档案的非法收集、隐私信息汇露给ISP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面部信息泄露、上传图像中包含的其它信息、删除帐户问题）；第二类，对传统安全问题的影响（社交网络中的泛滥的垃圾信息、跨站脚本、病毒和蠕虫、密码泄露问题）；第三类，和身份相关的威胁（利用社交网站进行定向钓鱼攻击、用户组中的信息泄露、名誉破坏问题），第四类，和现实世界相关的威胁（犯罪前的信息收集、网络人身攻击、商业间谍行为等问题）（Huber，Mulazzani & Weippl，2010）。在议题层面，学者指出移动安全、云计算安全、企业安全、大数据安全、web安全、数据安全、apt（高级持续性威胁）攻击、网络隐私、软件安全等众多热点议题都属安全问题的范畴（王孔祥，2015：192）。综合而言，在互联网时代，内容层、应用层、逻辑层、物理层，以及个人、企业、国家和国际等维度上，都一定程度地存在安全问题，如黑客攻击、网络犯罪、网络窃密、网络战、、信息泄露等各种各样的安全问题不断发生。
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可以视为是对国际环境、网络空间威胁、技术语境中的大国博弈，以及国家安全问题内部类型和特征变化的一种战略反应。无论是从国家战略的意图还是学理层面对于现实语境的探析，新媒介语境都成为国家安全问题的一个前提性语境，在经由纷繁复杂的新媒介类别构建的语境空间里，国家安全问题正在不断迈向总体，交织发生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信息等不同的层面，出现了新的类型与特征。
具体而言，新媒介语境下政治安全带来的威胁主要表现在：一是以互联网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介导致的国家信息主权的威胁。二是以社交媒体等自媒体平台发动“”、选举操纵、意识形态输出等，影响别国政治，威胁政治制度安全。三是新媒介信息传播的去中心化、开放性、便捷性等特征打破了网络政治参与的方式，各类思潮滋生，冲击主流价值观，政府权威遭遇挑战。四是新媒介成为网络的“阵地”，利用新媒介进行动员成为一种新的威胁。
军事安全在新媒介语境下重点表现为军事信息安全，如：利用系统漏洞窃取秘密；依靠在目标网络重要节点中植入黑客程序段：即木马实行网络控制；破坏系统稳定性，被称为DoS（Denial of Service）；破坏防火墙；网络病毒；网络侦听（徐成志，罗建华，魏现杰等，2008）；网络部队，不同的国家雇佣了大量的人员和资源来管理和操纵网上的舆论，有时针对国内观众，有时针对外国公众。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组织网络部队的主要模式已经从涉及操纵社交媒体网络的舆论的军事单位，转变为从政府签订合同进行社交媒体宣传的战略通信公司（Bradshaw & Howard，2017）。总结而言，当前通过计算机入侵窃取军事情报、利用新媒介平台进行间谍活动、开展网络空间战、信息战等均是重大的安全威胁表现。
经济安全问题交织了信息技术与经济发展相互制约的不安全因素，以及文化/内容产业方面的不安全问题。例如：网络贸易安全问题，由于电子商务、跨境电子贸易中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引起的经济安全问题；信息技术落后造成的信息依赖、技术依赖、经济依赖，信息技术的软硬件开发应用要依赖于欧美国家，引进中受到垄断价格的侵蚀，造成经济利益受损；计算机黑客对经济目标的攻击、入侵和破坏造成的网络瘫痪，系统毁坏，数据丢失，经济犯罪等；新媒介信息技术落后导致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鸿沟长期存在并不断扩大，不正当竞争与垄断长期存在；新经济下以内容产业为代表的文化创意产业中，盗版问题、侵权问题、版权保护缺位长期存在，导致原创能力、经济活力不足。
新媒介语境下，文化安全问题还交织了全球化的深刻影响。国际层面包括：其一，意识形态渗透，借助互联网等新媒介，势力利用一切手段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渗透，宣扬普世价值、人权、自由、西方中心主义；其二，人才争夺，借助教育优势、技术移民政策、培训跨国白领等展开激烈的人才争夺；通过基金组织网罗学者、以政治避难的形式拉拢国内政治、宗教领域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其三，文化植入，利用经济手段进行文化植入，建立超然于主权之上的经济体系如跨国公司，以经济援助或市场准入，单方面植入，在信息产业、资讯、影视等文化产业方面发挥巨大负面影响（徐则平，2009：286-289）。国内层面，社会普遍出现的精神贫乏和认同危机是最大的安全问题。首先，宗教文化问题。宗教文化自身遭遇到新媒介的“数字解构”，各大宗教思想文化的混沌传播、在线宗教身份的真伪难辨，虚拟宗教场所的良莠不齐；其次，网络直播、短视频行业滋生了大量低俗文化问题，色情、格调低俗、宣扬暴力、恶搞经典、歪曲历史、非法恶意剪辑拼接等，尤其对青少年的价值塑造和成长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青年一代对历史传统的漠视导致民族身份正面临丧失的危险；再次，新媒介社区、趣缘群体、亚文化群体造成的语言文字的拉丁化、网络导致的文化空心化，以及文化产业过度商业化带来负面效应。最后，新媒介尤其是社交媒体使得人们之间的国际交往空间紧密，为别国借助社交媒体渠道加强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渠道，冲击人的价值观，造成文化全球化变成西方化，冲击本国文化核心价值等问题。
就国内而言，在社会安全问题层面，存在公共权力安全、社会秩序安全、社会管理安全、社会心理安全等问题，如公共权力层面的腐败、官僚主义、政府公信力问题；社会秩序层面的阶层分化与社会犯罪；社会管理层面的权利保护、监管治理等；社会心理层面的信仰缺失、道德溃散等问题（唐文彰，姜红明，2010：161-207）。在新媒介环境下，社会安全问题表现出了多重风险共生的特点，结构性问题、价值观冲突引发的社会风险具有强烈的极化倾向。贫富差距、社会越轨行为、犯罪激增、族群冲突、道德失范、信任危机等不仅关乎国家安全问题，也是对国家整体治理能力的考验。
信息泄露、数据保护、隐私安全是当前新媒介语境下最为突出的信息安全问题，涉及个人、企业、组织、国家等多个层面。在不同的新媒介类别中，用户数据的存储、传输、处理、销毁（删除）过程中均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数据泄露、盗用、冒用等侵权行为，主要包括：第一，信息性隐私，即传统的信息安全隐私；第二，社会性隐私，即由于社交性媒体的环境特性造成的角色冲突问题隐私（柳成荫，2012）。除了信息泄露外，在社交网络等新媒介环境下，一些传统的信息安全问题以新的形式出现在了互联网上：如由于新媒介信息使用行为中的疏忽造成的病毒传播；海量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垃圾信息与假新闻；用户上传的真实信息被不法分子盗用；企业用户数据泄露导致的商业间谍行为；用户信息使用习惯信息暴露导致的定向钓鱼行为，让社交媒体沦为了钓鱼信息的传播媒介等（Jagatic，Johnson，Jakobsson & Menczer，2007）。伴随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的发展，安全认证的同时也留下了面部信息、指纹信息等更为隐秘、精准的用户数据，一旦泄露，对用户信息安全和人身安全都将造成严重影响，严重者将危及国家安全。
在科技安全层面，新媒介的发展依托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新媒介创新不足所导致的科技安全问题将引发经济安全等其他安全问题。当前，我国新媒介领域的科技安全表现为，总体竞争力不足，创新力较低，核心技术的自主份额偏弱，受人控制现象未能摆脱，网络基础设施安全、系统安全、技术安全等问题一定程度存在；加之产学研脱节，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能力的体制障碍未能消除，使得科技基础实力缺乏拓展空间。
现实地看，上述七个类别的国家安全问题，往往交织混杂在具体的安全事件过程中，在安全问题产生、演化的不同节点吸纳了不同的行动主体，使得安全问题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征。
第一，国家安全问题的泛化。以“郭文贵伪造国家机关公文”事件为例 ：2017年10月以来，潜逃美国的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在逃人员郭文贵和美国媒体“华盛顿自由灯塔”频频通过网络曝光所谓中国政府的多份“绝密文件”，以此误导公众，抹黑中国政府，并在推特和脸书上传播，影响恶劣（中青在线）。该事件的演化过程借助了新媒介本身的技术属性和语境属性：首先，借助新媒介去中心、复制的便利性，通过搜索引擎等平台－工具媒体以及新闻、资讯等内容媒体，广泛搜寻国家公文文号、密级、抄送机关、文头、公章图谱、行政用语、法律用语、专业术语以及相关文字、图像、信息等；进而利用媒体后期制作软件加工、套印红头、机关印章成文；二是，基于新媒介开放性、无国界传播，经由国外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平台实现从生产到发布的过程：如先在境外网站悬赏征集中国政府“秘密文件”；在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造谣传播。借助新媒介，郭文贵团伙实现了危害国家安全的一系列行为，包括：伪造国家公文，威胁国家安全；抹黑国家干部形象，冲击核心价值观；引发外来干涉，影响主权安全。新媒介在这一过程中拓展了安全问题的范围，存在于新媒介之上的诸多资源、信息、知识等都可能被不法分子加以利用、篡改、修饰、伪造，进而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第二，国家安全问题的加速。以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兴通讯实施出口管制措施事件为例。美国商务部宣布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服务7年，直到2025年3月13日（金旼旼，江宇娟，2018）。自新闻发布一个多月时间内，“中兴事件”迅速发酵成为一个关涉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的舆情事件。在“中兴事件”中，安全问题的加速表现为：第一，新闻媒介、资讯媒介、即时通讯、社区媒介上的群体极化和舆情发酵；第二，引发对中国的科技投入、中国技术人才、中国经济内生驱动力的“爱国主义”担忧；第三，美国制裁所形成的中国科技被动局面，引发民族主义排外情绪。国家安全问题经由社群情绪、舆情发酵而出现了加速泛化的可能性。
第三，国家安全问题的杂糅。新媒介语境下，一个安全问题的产生往往与其他安全问题密切相关，呈现了面状发展的特点，诸多安全因素、问题和危机杂糅于某类或某件安全事件之中。以“网络黑产”为例，近年来最为影响恶劣的“WannaCry”和“Petya”的勒索蠕虫给超过150个国家的金融、能源、医疗等众多行业造成影响，波及30万名用户，造成损失达80亿美元，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巨大的勒索病毒事件。
高普及率、高渗透率使得新媒介的发展打破了虚拟现实与真实现实的界限，并不断推进着线上线下界限的弥合，在这样的语境中，国家安全问题表现出了多种类型问题的泛化、加速、杂糅的特点，也因此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现实风险和治理难题。最为重要的是，当媒介化生存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生产的主要方式，新媒介正在以其自身强大的技术逻辑，推进着安全问题的机制化，国家安全问题成为了一种真正具有跨主体间与场域间的过程机制。
新媒介语境下总体国家安全问题的过程机制，涉及到一个重要的概念——安全化。建构主义安全观认为，安全化是安全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机制，它承认了国家安全问题在客观属性之外的主观属性。那么在新媒介语境下，国家安全问题的触发过程与影响机制也发生着重要的变化，理解这些变化是进行国家安全研究、传播研究与网络空间治理研究的重要方面。
从触发过程来看，传统意义上国家安全问题的产生包括内外两个维度：国际问题是指由于国际不利因素所造成的可能损害国家利益或使国家利益面临风险的状态，外来干涉、武力入侵、间谍活动、经济制裁、“和平演变”攻势、文化渗透、科技压力、综合国力竞争等；国内安全则是国内不稳定因素所带来的可能导致政治与社会动荡的状态，如官场腐败、经济失序、道德滑坡、犯罪肆虐、瘟疫流行、猖獗、贫富对立、民族分裂、生态退化等。在新媒介语境中，上述问题演化成为一个既包含传统安全又包含非传统安全，既关乎国际又关乎国内的、综合复杂的微观实践与话语过程。
安全问题具有一定的话语性，话语性使得安全问题的产生区别于单纯的客观过程。早在1978年，Foucault（2009：5-50） 关注到了安全的“话语”性质。他认为安全是一种配置，即安全配置（dispositifs de securite）。他通过对欧洲鼠疫和天花的观察，发现在近代早期的欧洲，通过将城市分成可监控的小空间进行鼠疫的控制，并通过规训个人的行为防止疫病传染；而后来，政府则以统计观察、运算和分析事实的“知识和话语”行为进行病例分析，劝导居民接受疫苗注射。相比之前的空间措施，后者就是一种话语的安全配置，通过“情况、风险、危险、危机”等具有话语功能的安全配置，统治者实现了人口的治理。因此安全化也被福柯视为是一种新的政治技术和治理理性的思路。真正将话语性引入国际政治和安全研究的是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它是建构主义安全观的重要概念。一般而言，从认识论上，认识安全包括两条路径：一个是认识安全的客观途径，如从人类战争、自然灾害的角度；二是认识安全的主观途径，即从安全的主体感受。因此，安全可以视为是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Collins，2013：3）。Waever（1995：54-55）用“安全化”来理解这种认知层面的安全，他指出，传统的国家安全研究认为安全是一种先于语言的存在的客观现实，但是安全问题的重要命题在于：是什么使一件事物成为了安全问题？他从语言学理论出发，认为安全是一种言语行为（speech-act），当安全被表达出来时，就成为了一种事实，意即当某人说某件事物是个安全问题时，那个问题就成为了安全问题。他将这个过程称为“安全化”。安全化被总结为是一种言语行为的过程，是一种对威胁的线）。进而，有学者指出安全问题不仅发生在国家威胁的“例外”状态（如战争、冲突等）时刻，而是成为一种日常的实践和形态，已经扩散到社会中无数的微观权力关系之中（Bigo，2002），成为一种经由媒体转译与转喻、建构与重构的风险类型。
新媒介语境使得处于其中的人、组织、国家均有可能面临内外的威胁，这种威胁既包含有传统的客观存在的威胁类型，也包含着新媒介经过文本、数据、信息、算法等内容和技术构建的主观威胁。从国际国内层面来看，这种混杂的双重安全威胁扩散到内外两个维度：一是外部的整合。新媒介空间的开放性、无国界性导致了网络霸权国家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网络权，攫取他国的网络权力与资源，从而建立垄断网络空间中权力与资源分配的网络霸权，以此引发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信息、科技等多种国家安全问题；二是内部的分化。以新媒介的匿名性特征、去中心化结构导致了权力和资源的分散，使得非政府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之间在权威、功能等方面争夺网络空间的话语权，进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进一步博弈和斗争（杨剑，2012：44）。
在与现实物理世界高度拟合的新媒介语境中，“主客观威胁”与“内外威胁”主要包含两种安全化的触发过程：原发性触发和诱发性触发。第一，就原生性触发过程而言，由于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不是中性的，技术本身带有深刻的价值观属性，无论是内容、数据、算法，都透露着其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新媒介作为一种存在“黑箱”规则和逻辑的技术形态，有着其原生性的风险基础。就国家安全问题方面，涉及国家安全方面的技术、系统、代码、协议所可能遭受的攻击，加之还存在病毒入侵、军事泄密、网络战争以及更为广泛的复制技术、暗网等灰黑产形态存在的原发性风险。第二，就诱发性触发过程而言，这是新媒介语境中最凸显最广泛存在的问题，指的是安全问题经由新媒介的话语转译，在具体事件中不断诱发、传播扩散、集聚、发酵的全过程，如重大安全舆情的发生发展也伴随着政治文化安全、意识形态渗透诱发的可能性。
综之，新媒介语境下国家安全问题正在不断迈向总体，交织着各类安全问题的类型特征，同时也在不同的类型中产生着不同的触发过程，并藉此拓展着安全问题本身的影响范畴，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机制。本文将这种影响机制概括为从主体间话语性到场域间衍生性的威胁机制。
承前所述，新媒介语境下的国家安全问题具有话语性，它包括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问题，也包含了经由新媒介话语所建构的主观安全威胁。诚如，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认为，世界由三个不同的但相互作用的部分组成，世界1是物理世界，世界2是心理世界，世界3是人类心灵产物的世界（Popper，1992/1999：附录1）。从这个意义上，存在于新媒介语境下的总体国家安全问题是一种既包含客观也包含主观的主体间话语性问题，包括现实世界的客观威胁、由新媒介话语建构的主观威胁、现实-虚拟场域实践中形成的主体间威胁。有学者用“安全”“安全感”与“安全化”三者之间的互动状态来理解这种新的安全风险，即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主体间不存在冲突（余潇枫，2015：34）。可以说，从传统国家安全研究到总体国家安全研究，提示我们对国家安全问题本身的关注不断从传统的客观威胁，走向对安全感知与安全话语的重视。
那么，当新媒介语境下国家安全问题具有了“主体间话语性”，安全问题的影响机制也就随之扩大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场域间衍生性威胁。诚如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指出在全球化的现代社会里，信息秩序已经无处不在（Lash，2002：pvii），技术变化的方式扩大了人们行动的不确定性。政治动力和网络动力正在对信息的流动过程发生着远大于技术进步带来的意义（Himelboim & Itai，2010）。在流动的超区域空间内，一种新的全球无保障和安全超重正在形成，意味着全球的无保障问题所造成的焦虑正在逐步向安全的行动领域转移（鲍曼，2002/2005：78）。新媒介在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中也日益安全化，衍生的安全威胁不断凸显，并可能上升为一种攸关国家安全的存续性威胁（existential threat）（刘建伟，2015）。这种存续性威胁，不仅是主权、战争、气候、能源、健康、食品、基因等领域的客观安全问题，也是一种经由新媒介建构的危机和风险的话语类型，是有关人们感知的恐慌、威胁和不安。新媒介通过超链接、转引等关系形成的网络，不仅可能挑战国家或地区之间原有的意识形态疆界，也可能产生大量国际信息流动，导致网络空间中的传播关系具有超越国家界限的潜力（刘于思，2017：94-96）。在新媒介构建的语境空间里，国家安全问题已经走出了传统安全中以“国家”“政治”“军事”为主的“安全议题”，而更多的表现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的“总体国家安全”，成为了线上线下双重场域间的衍生性威胁问题。各类全球性危机尤其是“非国家行为体”的安全参与以及“非对称”的安全挑战在多重安全时空交叠的“不安全时代”里（Elliott & Atkinson，2001：1），不断催生着新的安全威胁，军事安全与政治安全以外的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环境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成为了国家安全研究的重要领域，这些跨越不同场域的安全威胁、风险类型将是我们重新思考国家安全问题与网络空间治理的前因性条件。
从技术到语境、从传统安全到总体安全、从客观威胁到主体间威胁、从单一场域影响到场域间衍生性影响，思考新媒介语境下国家安全问题的类型特征与过程机制，为进一步思考技术与安全，信息发展与安全可控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的视角。
在新的时期，新媒介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交互过程逐渐深入，不同的行动者在其中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也在不同类型的安全问题中发挥着隐性或显性的作用。可以料想的是，当下以及未来的人类社会是虚拟与现实高度拟合的双时空形态，更为紧密的连接性、互动性，在带来进步的同时也伴生着新的危机、风险和威胁。在新媒介不断演进、变革的有机语境中，新的安全问题、新的过程、新的行动者、新的逻辑、新的治理共识也将需要被进一步正视并重视。本文的分析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关怀，试图以国家安全问题为研究对象，探索新媒介语境下安全问题的类型与特征，及其背后的触发过程和影响机制，进而为思考网络空间的善治提供前提性的参考。本文将国家安全问题视为一种总体的、相互关联的、动态的实践过程，包含了对当前网络治理模式存在不足之处的内敛思考。
当前，“多利益攸关方”（multi-stakeholder）被视为是网络空间治理领域“公认”的治理模式。该模式最早在2001年信息社会峰会上提出的新思路，旨在摆脱过去的秘密外交，邀请私营部门和市民社会共同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Stauffacher & Kleinwächter，2005）。随后，由联合国56/183号决议确认（UN，2002），后随着各个国际组织、机构的实践变化，“多利益攸关方”的定义也发生了改变，例如ICANN将其定义为“一种组织治理或者政策制定的组织架构，目标在于让所有受到治理和政策制定影响的利益攸关方共同合作，参与对特定问题和目标的对话、决策和执行”（Kahler，2009：34）。但长期以来，多利益攸关方范式在不同行为体进行决策的合法程序上存在意见分歧，不同的组织、机构、团体都拥有各自不同的定义和执行方式，没有获得广泛认同并达成共识的能力。同时，在执行过程中权力分配问题也成为研究者对这一范式的诟病。它没有能让权力下放到更广泛的行为体中，相反，它巩固了目前的，从最开始就是如此的权力动态关系（Carr，2015）。这一范式的修缮和进步，要基于不同行为体权力分配的平衡原则与程序共识的达成，只有这样才可以提供治理的前提。
因此，当模式的争论陷入困境，新的模式便呼之欲出。本文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或将为新媒介语境下的网络空间治理提供新的可能。通过将“安全”与“治理”置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野和新媒介语境的动态发展之中，审视安全问题本身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动向和特征，有助于深入理解安全问题何以成为各国、各国际组织、社会机构、网民个体等“命运共同体”共同关切的议题。综合而言，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实现安全治理需要多个治理主体凝聚更多的共识，开展各自的治理实践和努力。不同的部门、组织、机构、团体甚至个体等，均需要基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信息等总体安全问题类型，来思考当前和未来如何承担治理责任、如何划定治理范畴、如何提升治理能力等议题。全球化发展至今，技术语境的加强融汇了不同层级、资源、位置的多元场域，在这样的叠加性场域中，各国将共同面对全球化发展带来的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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